当前位置: 首页 > 蔡景台 > 专家视野 > 张洪潭教授论体育的本质与目的

张洪潭教授论体育的本质与目的

浏览量:786|发表日期:2017-09-28|来自:

1 “形而上者谓之道”:张洪潭阐述体育本质

    张洪潭认为,体育学界和业界始终没有搞清楚体育是什么。浮华之下,体育学与其他众多学科一样,不愿追本溯源,或为体制所困、所累,很少有人发出自己的声音。采访期间,张洪潭不断感慨体育学界的学者远离书籍,很少独立思考,每每发声不是尊奉行政决定,就是人云亦云。他经常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多读书、多思考。他觉得,只要学生读一点书,就能明显感知当下体育学界的理论匮乏。

俞:网上学生们给您整理的语录是您的原话么?

张:差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百度”上了。“百度”上对我的介绍应该就是他们写的,不像有些人自己写一个很长的一个什么。后来发现,他们把我说的话也整理上去了,我看了一下,那里头有一些少量的不是太准确,但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能表达我的一个思想片段。

    俞:您的语录里有这么一句:“为技术而技术,就像为艺术而艺术。”能解释一下吗?

   张:这要从“体质论”和“技能论”说起,“体论”和“技能”一直是体育教学争论的焦点。有人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强学生的体质,这个我把它叫做“体质论”,另一部分人说要掌握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我把它叫做“技能论”。“体质论”要增强体质,“技能论”要增强技术,两者一直有矛盾,但是从来也没有人说清楚。原来是领袖说:“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质论”的支持者就感觉有了依据,他们说起来就理直气壮。“技能论”者觉得,体育教学总得学点什么东西吧!学点东西为了什么呢?不知道为了什么,所以他们又说了,为了增强体质。这样一来等于被“体质论”收编了。在我看来,“体质论”把学校体育说的太大了,真正的体质不是学校的体育课能管得了的,也不是体育老师能管得了的。我们体育老师绝大多数都管不好自己的身体啊,管的了几百上千学生吗?体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当然了,也包括监护人在内。国家可以引导,但是谁也干涉不了的。我们学校就应当做技术,学了技术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增强体质呢?不是!学技术就是为了学技术,就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只有为知识而知识,才能把知识学好,一旦有其他目的的话,知识学习就变质了。

    俞:就像当年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一样?

    张:是的,艺术不能为工农兵服务,艺术就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一旦为工农兵服务,很多事情就有了限制,很多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俞:在此基础上,您提出了“斥补理论”、“技术健身教学论”

    张:有关“互补理论”的研究早在1927年世界上有了,但中国学习苏联排斥它,一直到80年代还被批判成反动资产阶级。

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对“互补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够。在我看

来,“互补理论”名词的翻译是有问题的。英文的原词是“Complement”,这个词本身的翻译是不准确的,真正的“互补理论”是根据光的“波粒二象性”,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东西在另一种时空情况下会有互补的影响,而不是这儿缺个口那儿缺个口,相互弥补一下,那不是互补。

    根据这个意思,我后来就把“互补理论”改成了“斥补理论”,相互排斥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是有互补作用的,我认为体质和技能之间我觉得是一种“斥补”关系,健身和技术之间有一种“斥补”关系。因此,学技术的时候只管学技术,不要考虑其他,真正学好了技术,自然会有健身作用。但即便有健身作用,在学习技术的过程当中不能追逐也不能关注,一旦关注了,这个技术就学不好。比如我们上体育课学体操,学垫上动作,基本运动非常少,运动之后学生基本很少出汗,但是按照上面的要求,这一课负荷、运动量要达标。到最后,老师让学生赶紧去跑步,跑步之后脉搏一下上来,一平均就达到了标准。这样为了一个所谓的健身目标,把体育课给扭曲了。我的理论称之为“技术健身教学论”,我在1993年的时候,曾经用45个字阐释“技术健身教学论”,即“强调体育课以虽具有却不追求而虽不追求却必有强化体能之功效的运动技术传习为主旨的体育教学思想。”

    俞:现在的体育课堂关注社会适应能力,按照您的理解这也是不可取的吗?

    张:现在体育课的课标要求太多,又是心理又是社会适应,似乎是有理论水平,实际上是大杂烩,就偏偏把技术给忽略了。很多体育老师私下里对我说,现在课都没法上了。上面说了,健康第一,下面真正想好好做的老师实际上不理这一套。就像当年的马俊仁,当时他的训练就是不理国家的这一套。国家要求一般训练和专业训练相结合,马俊仁不搞这套,但是他也不说。他搞什么呢?专项训练,他搞中长跑就搞中长跑,干不干点别的事儿?不干别的事。不蹲杠铃,不打篮球,甚至杂志也不允许看,就是跑。他似乎是挺机械的,但是他出成绩。要成绩吧,一切都是为了成绩来做的,很多方面就得让步。后来马俊仁变了,又要关心学生,又不能太严格,金牌没了。

    俞:您认为体育是“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人体活动”,就是永无止境的强化体能,这个概念好像没推广开来?

    张:其实我这个概念已经提了二十多年了,很多人也知道,但要想把一个东西推广开来需要靠行政力量。我国统一的一套体育理论是在七十年代末期文革后建立起来的,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这套理论就是干瘪的八股文,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学生不认可,老师也都不认可;那么谁认可点什么呢? 谁也没有。也许有人会说,张洪潭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可是其他人的一家之言呢?

    我1988年硕士毕业,这个文章是1989年写出来的。我写出来以后,大家都不提,不吱声,也不反对也不支持。我后面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对体育本质的认识。

    俞:按照您对体育本质的界定,中国古代是没有体育的,因为不具备产生体育文化的土壤。据我所知,中国古代的蹴鞠、马球都盛行很久,也有一定的规模,算不算体育?

    张:不算。我们国家体育史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研究者勉强从历史里抽出了点有形的东西;有人还认为孔子说的“六艺”中的“御”、“射”之类也是体育,这是不算的。体育是西方的产物,体育有一种灵魂和精神———“更快更高更强”。我们中国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实用目的。比如武术,武术是打人的方法。后来热兵器发展以后,武术的作用就受局限,武术要保存自己就往健身方向发展了。你看,还是为了健身嘛,还是有实用目的。西方的奥林匹克体育没有目的,体育本身就是目的。那是一种文化,当然是在人的生存有了保障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化娱乐的活动;它实际上有明确的指向,但是没有明确的目的。我们中国没有这种文化,蹴鞠、马球纯粹是一种宫廷游戏,是给皇帝和妃子玩的。在民间在社会没有普及、没有开展、没有发展,而且也没有保存下来。

    俞:我明白了。在西方,是“为体育而体育”,本身就是目的;而在中国,所谓的“体育”只是一个手段。西方是“纯粹理性”,而中国是“实用理性”。所以,按照您对体育本质的界定,中国古代其实是没有体育的。

    张:儒家最高境界就到“修身”这个位置,但是实际上怎么可能呢?我们自古以来都是有目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一个强力的目的。这样的话,前面的东西就带着一个很强的实用性,所以中国是没有哲学的,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有明确的本体论。虽然孔孟之道也可以称之为哲学,但他不是真正的哲学;中国自古有很多锻炼身体的方法,但是真正的体育是没有的。他们说足球产生在中国,这个很可笑的嘛,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规则、任何的普及和开展。现代足球是英国产生的,跟你中国不搭界的。我在课上都跟学生说,所谓的“中国体育史”,完全不能成立。我的很多好朋友,我都不好意思把他们驳了,但是按道理上说,不能成立。没有“中国体育史”,体育都没有,哪里来体育史啊。

    俞:那么,“民俗体育”和“社区体育”这两个概念也得打问号吗?

    张:当然。先谈“民俗体育”,“民俗体育”只能算一种游戏,有一定体育的性质,但是没有发展起来。现在西方有一些项目,比如背老婆、抛鱼,这些活动都有原始体育的状态,但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项目,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胡小明教授前两年去贵州了解独木龙舟,之后他写了好几篇文章认为这个独木龙舟不是体育项目;因为这些人每年就搞一次,就这么一天,其他时候龙舟就闲在这里了。这个地方我觉得说对了,民俗文化是有的,里面体育的因素可能也有一些,但是不能叫“民俗体育”。

    有人还提出“休闲体育”的概念,“休闲”怎么能“体育”呢?所谓“休闲体育”根本就是对英文“leisure”一词的误读从学理常识来讲,“leisure”一词只作休闲解,并没有“休闲体育”的含义,英文中并没有“leisure sport”这样一个固定词组,这并不是个成熟概念。体育是休闲的产物,准确地说,体育必定是个人余暇和社会余暇的产物;可一旦运作起来,就不能再以休闲的心态来对待它,因为体育的精神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休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是与体育文化并存的,但两种文化是异质的。

    “社区体育”是竞技体育高度发展以后,为了平衡才推广开来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时候,很多人指责国家光搞竞技体育,忽视了体育健身。国家体委为了平衡发展就提出“社区体育”,但是“社区体育”到现在来看,我认为不成立。普通市民的体育是利用个人余暇,实际上是不需要国家管,但是国家硬要管又没管成。比如每个小区都修了很多健身器材,这些基本上都不是体育器材。我在书里写道,这像给老头或者病人活动活动的器具,基本连儿童游戏都够不上。现在多数晨练者是在“健身”,而不是进行“体育”活动。

    俞:我也觉得“社区体育”这个概念基本不成立。中国现在还是大政府、小社会,所谓的“社区”并没有形成。只有完全是一个民间的、社会的东西,那才叫社区。我们现在的社区还是有行政级别的,这个不能叫社区。

    张:社区体育最起码不用国家去操心。

    俞:我不是体育专业出身,在采访您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读的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体育与哲学》,简直是眼前一亮。《庄子》里有“道进乎技”的思想,您对体育的研究也上升到了“道”的层面了。能再简单谈一谈您对“体育与哲学”的认识吗?

    张: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经大概有20年了,早在1998-1999年,我就以《论体育与哲学的相互关系》为题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连载了三次。2012年,我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润饰、扩充,以《体育与哲学》为题发表在《体育与科学》上。

体育的生成、运作和发展,离不开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人类社会中,哲学的渊源悠远而体育的历程相对尚短。我一直思索体育学科的发展,但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苦于找不到变革的思路,后来偶然得之、豁然开朗。多读哲学,反思体育,自觉地将体育与哲学相缀连,体育学科真正成熟和发达之路,肯定要以此为起点。至于如何实现有机缀连,具体的接口可能有三,分别涉及体育理论的基础、体育学者的质素、体育实践的思路。这样一来,等于是说,在得到哲学思想的启迪之后,整个体育系统各环节都将发生根本改观。

2 “形而下者谓之器”:张洪潭评述体育现状

张洪潭关注体育现实、体育现象,常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从他的理论研究生发出来的,并且相得益彰。他认为用药是体育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产物,应当在不违规的情况下合理利用;再如,足球问题是我国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等等。

    俞:伦敦奥运中,国外对叶诗文的药检引起了国内的愤怒,药物也一直是体育竞赛的红线,您认为该不该禁止用药呢?

    张:当然要用了,但是违规不行。我们不是反对“兴奋剂”,反对的是“违规用药”。比如喝茶了,茶里有让人兴奋的东西,如果喝完茶以后马上检查,呈阳性,那就违规用药了。再比如感冒了,吃一片阿司匹林,里面有一点咖啡因什么的,要是你在比赛期间吃药了,被查出来,那就违规用药了。美国有的运动员,常年服用类固醇,类固醇增强肌肉力量,一查呈阴性,没有查出来,人家就没违规,就是这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很形象,“查出来了就是兴奋剂,没查出来就是高科技。”这句话是不错的,这是一层道理。

还有一层道理,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粗到细,从大体水平慢慢向细微环节发展,一定会是这样的。一开始都是练大块肌肉,练到一定程度,大家都差不多了,再向什么发展?向细微环节。为什么有物理学、有化学?就是为了向细微环节发展,所以不仅是胳膊、腿运动的问题,而且要向肌纤维、向分子水平上发展,向基因水平上去挖掘潜力。这是人类自身的改造,如果说这是错的,我们很多基因工程都不要做了?

有人说,基因工程最后有可能把人类导向死亡,导向整个灭种,但是这是挡不住的,这个世界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只要不“违规用药”就可以了。有病就得用药来治病,为什么运动受伤不能用药呢?我们国家有的领导曾讲过几个“不用”:我们坚决不用药、别人用了我们也不用、得不到冠军也不用、对身体没害也不用。这就把话说绝了,这是不恰当的。有许多事情应该放开,放开了以后这个社会安定了,现在你不放开他们实际上都在地下。有一些国家放开了反而没有什么,而我们禁也没禁得住。

我曾经提到,运动员实力的增强可以用四点一线来概括,即材学、力学、化学、哲学。所谓材学,是指选材环节,基于遗传;所谓力学,是指运动环节,基于训练;所谓化学,是指药用环节,基于营养;所谓哲学,是指管理环节,基于信仰。当竞技能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当进一步提高体能潜力似乎已不再可能时,就需要及时启动“化学助力”了。这里讲“化学助力”,当然不是泛指一般的医疗保健措施和营养手段,而是指非常规的人工合成剂。

俞:中国足球一直不见起色,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挖掘?难道仅仅是为大众开一个泄愤口?

张:足球现在到这个程度是有些原因的。有些官员不懂足球可以,但得有一帮懂体育的参谋啊,我觉得很多参谋都太低级了。足球到现在有太多失误,比如请外教,这是最大的失误。谢亚龙在任期最后一段时间把所有的外教都给辞了,但是这不是简单辞掉就能解决问题的,还有各种其他方面没跟上,当然他也来不及做了。新上来的人,又开始用洋教练。姑且不说洋教头的水平如何,但就语言不通这一点就根本性地阻断了教练和球员之间的有效交流。姑且不说教练的水平参差不齐,即便是意图好、方法妙,可是在翻译人员的匆忙转述之下,也必然会丧失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要素和情感因子。而且,洋教练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长远的观点。重视了洋教练之后忽视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自己本土的教练几乎绝种,比如吴金贵、高洪波,本来应该很好重视他们的。当官不见得自己要有多高水平,但一定要有这种认识,得把最有能力的人用对地方。这么多年来,决策当局往往追求现实政绩,追求“短平快”,没有想到为若干年后的足球振兴做一点脚踏实地的系统铺垫。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跳水能行,足球就不行呢? 足球不行我觉得太好了,正好给我们整个国家改革提供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很多项目靠人力财力可以上去,而足球真不是靠举国体制就能提高的。我在《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中提出了“三重致胜”理论,即“己方实力”、“对方斥力”、和“裁判置力”。单个人的话尚且“三重致胜”,那么一个队呢,两个队呢,在这当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足球难以提高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全国人民不停地去督促他,不停地改革足球的时候,必然涉及到我国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必然要实行透明、监督等各方面制衡。所以我觉得,足球的问题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机遇。

俞:您曾发表文章谈到,学生体质下降是个伪命题。然而每年军训,学生体质问题都会老调重弹,能否再简单阐述一下您的论点呢?

张:现在有人说学生体质下降,我认为是没有依据的,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就是每几年搞一次体质调研,全国的体质测试,根据这个测试结果认为体质下降了。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体质下降了,而是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用心去做,这是“配合误差”。这也是我提出来的第三大误差,以前有两大误差: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现在还有配合误差。早在1979年,我还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参加过国家第一次体质测试,当时参加完以后我就感觉老师、同事他们做的问题太多了。第二次的时候我就退出来,我认为这是虚假的。1985年到了北京体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全国负责体质调研的最高头儿是我的老师邢文华。他上课时说有点误差是正常的,我说误差不是一点;他说千分之三,我说千分之三百的都多。比如让学生跑1000米,他跑1000米累一身汗,又没什么好处,如果不使劲跑也没什么坏处,干嘛使劲跑?学生不合格的话老师最后都给他放水。大家整个就是这个状态,没有真正严谨地去做,最后老师给每个人都放水,98%合格了,还有2%是残疾人。人人合格,事实上很多人远远都没达到。

现在学生实际情况是不是体质下降了?体质的情况主要看生活水平。我们现在吃的当然好了,我儿子今年29岁,从小就是吃优质蛋白质长大的,我们从小是吃糠咽菜啊。说我们孩子现在体质差,这怎么可能呢?等于说社会倒退了。体质测试项目可分成两大类,其一是只须测试对象“被动接受”的,如身高、体重、牙齿、毛发、血色素;另一是务须测试对象“主动配合”的,如胸围、血压、脉搏、肺活量、跳高、跳远、拉单杠。“被动接受”,过程可以控制;“主动配合”,却很难把握。在人们议论最多的耐力跑测试上,就存在着严重的“配合误差”问题。800米以上距离的持续跑,会消耗很多能量,会增大心血管负担,绝非无条件适合于每一个人。即便非要测试不可,那也应在测试前专门训练一段时间,让学生体会呼吸节奏和体力分配等技术要领;正式测试时还应做好准备活动并安排领跑员,更要取得学生全力配合的真心承诺。如果这些前提都不存在,那耐力跑测试工作就一定会失败。时下明明是测试结果不准确,却惊呼体质指标下降得太快。

俞:再问一个比较牵动人心的问题,刘翔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夺冠,但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因伤退赛、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因伤摔倒。你早在2004年之后,就对刘翔的北京奥运会提出了“预警”;2008年之后,你对刘翔的伦敦奥运会“复出”也不乐观。能再谈谈吗?

张:(叹口气)我不是“事后诸葛亮”,我的书和文章都在那儿。早在雅典奥运会之后,就有人从外部发出警示,并以朱建华为例来告诫刘翔的团队。朱建华比刘翔年长20岁,也是21岁那年创造世界纪录,也曾誓言摘取洛杉矶奥运会跳高金牌,结果却落空。两相比较,极其类同。我在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中说到:“刘翔和朱建华同是上海人,相同的水土,相同的人种,相同的年龄,辉煌的业绩也很相近,他俩会不会有相同的命运?但愿怪圈不再重现,但需不需要预警在事前?”遗憾的是,不仅业内人士不予理睬,普通的听者、读者也大多嗤之以鼻。任何关于刘翔的训练及竞技状态的质疑声音,统统都被封堵于千里之外,结果便是不幸一语成谶,北京奥运会因伤退赛。

北京奥运会之后,又有人有开始预测伦敦奥运会刘翔夺标

的前景,我在《北京奥运启示录》一篇文章中曾经做过分析。我们国人很容易健忘,就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朱建华未能夺得跳高金牌,当时国人也是一厢情愿地把夺标的希望寄托于下一届奥运会,结果呢?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朱建华不进反退,就连成功越过2米30横杆的能力也没有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2年,刘翔已经29岁了,距离他自己所确信的25—26岁之最高峰已经下滑了3—4年。即便他能保持体能,可谁又知道这4年当中会不会有其他新秀冒出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很不幸,伦敦奥运会的情形大家都知道。

3 “不知老之将至”:张洪潭的读书治学与退休生活

张洪潭上课的时候总是滔滔不绝,很少停顿,更很少喝水,但是他写论文却是“慢工出细活”。2012年,张洪潭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享受自在的生活、自由的读书。

俞:您的文章算是文采斐然,引经据典却又如同行云流水,确实与一般人不一样。

张:读者看我的文章最起码能看出来这个人是读书的,非常用心去写的。有人说看我的文章很累,我说这说明你的水平还不够。我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要给一定水平的人看,随便什么人都能看懂了说明我水平太低了。(笑)

俞:“语录”里说:“论文要慢写快改”,请问您一般改多少遍?

张:很多人写文章胸有成竹,一稿即成,以前手写的时候,他们都不誊写一遍。我说你总得留个底稿吧,他们说留什么底稿啊,发表了不就有了么?他们就把圈红圈绿的底稿邮出去了。我不敢,手写的时候我抄改三四遍。如今电脑方便了,我一般修改二三十遍,要快改、多改。改稿我是深有体会的,很多时候看一遍看到些问题,过段时间再看又看到了新的问题,改了这个问题又引出新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文字引向一个相对完善的地步,没有这么多遍数就是不行。

俞:您已经办了退休手续,退休以后会不会有强烈的落差感、失落感?

张:你们看我有吗?我完全没有。我早已厌倦了受约束的日子,57岁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再招收研究生,60岁准时退休;而按照惯例,60岁的教授总要再带一届研究生,这样实际到63岁才能退休。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是被迫去做的,我现在可以由自己选择了,我买了钢琴。我从小就有音乐细胞,喜欢音乐,尤其喜欢西方的古典音乐,莫扎特、巴赫。那时候想学吉他,没钱买吉他,就买了个口琴,也就学会了吹口琴。现在要开始学钢琴,我已经能弹奏三十多支曲子了。而且,我还在继续我的研究工作。《体育与哲学》是我的“收官”之作之一。我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第三版,70万字很快也要出版了。

俞:您有没有特别想看的书?

张:当然有,我要用心地去读一批经典。比如看了二十几年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最初的时候借着看,后来我买了不同版本,但是没有时间通读。这个暑假,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读了,几个翻译版本对照着看。之后还有很多书要慢慢通读,以前有很多经典书来不及翻阅嘛。这感觉很有意思,到了60岁我的生活重新开始,就像从小学开始重新学习。

(原载于《体育与科学》2013第34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