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孔沪生 > 教育艺术 > 让孩子远离权力的操控

让孩子远离权力的操控

浏览量:3083|发表日期:2015-02-04|来自:http://www.eduzx.net/criticism/17790.htm l邝红军 钟方来转

据《广州日报》2014年7月11日报道,市民王先生称,他小孩就读的某小学以“奖励学生干部”为由,在学期结束前请全校“大队委”等学生干部郊游,中午还一起吃饭、唱K。学校考虑到这些学生干部起了带头作用,帮了老师的忙,所以特意请孩子们吃个饭。老师表示,这是一份特别的“奖励”,是学生干部“应得的”。

学生帮忙,老师请客。乍一看,似乎合情合理。礼尚往来嘛!“应得”之说,似乎反映了老师蛮“公平”“公正”的。然而,实际上问题多多。首先,最直接的效果是,王先生的孩子“很不开心”,因为“感到自己作为普通学生不受学校重视,而学生干部则受到学校的特殊照顾,由此产生挫败感”。其次,正如某中学教师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小学生充满了童真,像一张白纸,别人在上边写什么就是什么。学校做法不妥,不能让一些功利的、世俗的奖励方法侵扰了孩子对世界的认知。”

李老师建议:(1)对班干部应更多从“精神与情感”层面进行奖励,不应“物质化”、“世俗化”;(2)要注意不要厚此薄彼,令别的孩子觉得班干部受到特殊照顾,伤了他们的心。第一个建议是针对“奖什么”的,要多些精神鼓励和情感沟通,第二个建议是针对“奖给谁”的,要平等对待学生,不能只是奖励学生干部,还要奖励普通学生。李老师的建议很有代表性。比如,在精神鼓励上,有人提出,“可以考虑奖励一定的德育分,适当照顾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入团入党等方面的推荐人选”。在平等对待学生方面,有评论指出,“学校请学生干部郊游、吃饭、唱歌,而其他普通学生无缘参加,必然是优待和高兴了学生干部,而冷落和伤害了大多数学生。”

需要肯定的是,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当然是有差异的,平等对待与特殊对待也是有区别的,“奖什么”和“奖给谁”的问题自然是要考虑清楚的。然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奖什么”和“奖给谁”,而在于“怎样正确合理地使用教育权力”。要让权力的运用具有促进学生健全发展的教育意义,而不是把学生变成方便教师使用的工具,让学生成为权力操控的对象。

照理说,A帮了B的忙,B对A应该表示“感谢”。然而,学校请学生干部郊游、吃饭、唱K,并不是表示“感谢”,而说它是一份特别的“奖励”!不排除一些老师心里的确是想要“感谢”一下这些帮了自己忙的学生,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可是,为什么老师公开、明确地说请学生干部郊游、吃饭、唱K表示的是“奖励”,而不说是表示“感谢”呢?教师请学生郊游、吃饭、唱K,主要不是因为“帮了老师的忙”,而是因为“起了带头作用”。

表示“感谢”和表示“奖励”的区别非常微妙!“感谢”意味着教师作为受惠者对作为施惠者的学生干部表达谢意。而“奖励”是教师作为评价主体对学生干部的肯定、奖赏和鼓励。该不该奖?该奖励谁?标准和决定权掌握在教师手里。尽管教师未必有主观故意,但是,教师用以表示“奖励”的请客行为客观上反映的是教师与学生干部之间主动与被动、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不管学生干部喜欢或不喜欢、愿意或不愿意做教师指派的任务,只要学生干部“听话”,做得让教师满意,或者即便不太满意,不管得不得力,但毕竟是教师的“助手”,就要肯定一下,鼓励一下,给一点奖赏。为了“工作的需要”,也应该特别“奖励”一下。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首先,学生干部没有“白吃”,他们得做老师的“得力助手”,付出体力和脑力;如果习惯于向老师“告密”、“打小报告”,还会遭同学们的白眼,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若是受老师的“优待”和“恩宠”过多,还可能被同学们嫉恨;某些学生因为尝到“干部”身份带来的甜头和优越感而萌生特权思想,长大后权力欲望膨胀,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危害社会。其次,老师没有“白吃”,“普通学生”会觉得老师厚此薄彼,不公平;学生干部会觉得同学不理解,工作难做,压力山大,老师的支持不够,很受伤很委屈;学生家长会觉得老师太庸俗,自私自利,不值得信任和尊重。第三,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声誉受影响,美誉度降低,因为学生被分为“干部”和“群众”,干部管着群众,享受特殊待遇,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容易滋生特权思想和享乐主义。

教师把学生当工具使用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将它普遍化和制度化的情况。例如,《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3日报道,深圳市南山区某学校在每班特设两个“小小心理情报员”,让他们做地下潜伏工作,叫他们注意观察同学情绪和心理变化,并定期向老师汇报。学生成了教师安插的情报员,负责搜集和反映“情报”。再如,2010年初,昆明市教育局要求学校各班主任在班上发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员”,收集校园暴力等侵财犯罪、手机网络淫秽传播、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学校周边不良青少年活动情况以及学生急需学校、公安机关援助等信息,学校要将班主任收集的情况、信息上报教育部门。

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反思。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任职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先生在2014年4月曾发微博称,朋友告其女自上小学至现在三年级,不断在选班干、争班干的纠缠中,为当上班干家长贿赂老师、老师挑斗学生、学生互打小报告和拉选票,世态丑相竟开始在小学!他呼吁“取消小学班干制、三好学生评选和几道杠杠等成人化之举,给孩子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公正的环境和良好成长氛围。救救孩子!”2011年底,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发微博说,小学班干部制度是在培养“汉奸”,他还列举了三个特点:一是为强权效力,二是告密,三是奴役同胞。他建议取消班干部制度,让孩子平等成长。

《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小学品行教育实践》的作者徐莉老师说:“我看到了成年人施与处于权力关系较弱一方的孩子的特殊待遇。”她发现每天清晨孩子们围在学校门口的小店里购买红领巾,听无数的父母抱怨家里的红领巾都存了一大筐了,不得不清理班级抽屉里无人认领的一条又一条红领巾……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为想做“好孩子”而加入少先队,之后红领巾却成现实的无尽的麻烦。“为什么孩子们上学必须时时佩戴红领巾,忘记或丢失就要受到处罚?”她指出,这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是“权力的滥用”。《学校会伤人》一书的作者柯尔斯腾·奥尔森也说,学校“不是一种温柔的、进行文化融合和同化的机构,而是一种蓄意拓殖、印制和形塑我们文化中最为脆弱和无力的个体的组织”。

尼尔·波兹曼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尽管他感叹的是在电视等新媒体作用之下的“童年的消逝”,但他的这段话也适合用来描述权力操控之下孩子们的状况。

约翰·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一书结尾处问道:究竟什么东西才有资格配得上“教育”之名?菲利普·W. 杰克森说:“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项道德事业,其目标是对人类产生有益的变化,不仅仅是在人们知道的和可以做的事情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完善人们未来的性格和个性。另外,这一过程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受教育的个人,而且还有整个社会。最终,整个世界都能从这项事业中受益。”看来,当孩子们处于权力操控之下时,学校和教师的所作所为没有资格称作“教育”,因为孩子们成了受害者,社会也不可能从他们那儿获益。

本文已经发表在《人民教育》2014年第20期,刊发时有删节。参见:http://pgy.voice.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show_myarticle/887/260